中央政治局一般每个季度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年底的会议总结当年成绩、不足及定调次年经济工作基调，尤为重要。但是，更具体细化的举措要到中旬靠后时分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此次政治局会议从基调看延续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诸多提法，比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以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但是也有新的提法，如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总体上，政治局会议释放了六大信号。

一是对形势严峻性的判断较上半年有所缓和，对经济形势更加乐观，但仍强调不确定性。

730政治局会议认为“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此次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去年底1206政治局会议认为“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到此次会议“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

去年底会议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今年730政治局会议“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此次会议只提及“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今年一二三季度GDP分别为-6.8%、3.2%和4.9%，逐季上升，四季度将基本恢复到正常轨道。10月和11月工业增加值、服务指数继续上升，各方面数据反映出当前经济恢复强劲。先行指标PMI显示供需两旺、PPI环比上升同比降幅收窄、产能利用率上升到76.7%、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转正、出口大幅上升。经济复苏主要源于：1）我国疫情率先控制，提供了生产生活回归相对正常的秩序基础；2）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3）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加快落实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

经济结构更加均衡：1）供需均衡，需求加快，与强劲的供给平衡；2）需求内部均衡，消费和制造业投资逐步上升，向房地产投资收敛；3）实体与金融均衡；4）工业和服务业均衡，服务业加快恢复，缩小与二产的差距。

从驱动力量看，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超预期，出口超预期源自中国和欧美分别倾向于企业和居民的政策导向，引发中国供给强、欧美需求强的格局；房地产超预期源自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以及房企加快投资、销售回笼资金的自救行为。

二是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从需求管理和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提高到以改革的方式促进需求。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供给端产业升级+需求端扩大，提高供需匹配性畅通循环。1998年以来扩大需求就频繁出现在我国的党政文件中。1998年2月，《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指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且扩大内需不仅仅作为短期政策，更作为长期战略。

2008年我国出台一系列的需求刺激政策，但其后导致产能过剩以及透支耐用消费品需求，短期汽车销售迅速上升，此后连续增速下行。根据乘联会数据，2009-2012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同比分别为58.3%、30.5%、2.8%和6.9%。

消费是经济的慢变量，刺激的作用有限，且副作用大，要依靠改革。消费从根本上取决于消费能力（收入）、消费意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供给的适配性，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消费很难大幅增加。消费能力要从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占比。提高消费意愿需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及社保体系、住房问题。高端供给及消费环境的改善则涉及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链升级。因此，消费不能靠刺激，而是改革。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工具，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更好的消费，而不是让消费成为工具。

扩大内需要推动五大改革：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同时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三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与土地、劳动力结合，宏观的改革开放落实到微观是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近年来基尼系数上升，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不均衡，不利于推动共同富裕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资本无序扩张、漠视监管冲击了经济秩序、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稳定。部分民企巨头利用垄断和支配地位破坏市场，通过资本影响和干预政策、影响舆论，并呈现出公关智库化、智库公关化的趋势。

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韩正副总理12月3日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座谈会，强调“坚定不移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时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根弦”。未来还将坚持“房住不炒”总基调，更加强调因城施策、市场轨和保障轨双轨各司其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随着人口区域分化和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房地产也会出现明显的区域分化。

房地产税并未提及，但是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财税部分提及“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考虑到未来的财政形势和税制改革，房地产税从长期看是大势所趋，短期出台时机并不成熟。

五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此次会议提出“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下阶段任务是巩固成果同时继续坚持乡村振兴。

三大攻坚战中剩下的污染防治和防范风险依然保留，此次会议提及“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六是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必须以内部的确定性和风险防范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风险明显提高。

明年主要有四大风险：

一是政策风险。基数效应带来的经济数据幻觉，可能导致政策突然转向紧缩，进而导致经济从大起到大落。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到10%以上，但这与2020年一季度的低基数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政策瞬间转向，对经济会造成较大的冲击。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更多应该从微观角度考虑，多关注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居民收入增速和就业率以及企业盈利增速等。

二是房地产风险。2021年货币政策收紧可能会引发房地产价格和投资下行的压力。

三是财政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处理好减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平衡。直达基层的转移支付常态化和制度化可能导致省级政府的积极性弱化、资金效率低下。专项债越来越呈现一般债的特征，最终给一般公共预算带来压力。

四是外部环境尤其是拜登对华遏制升级的风险。2021年进入拜登总统时代，拜登在科技、金融等其他领域可能有更深层次或更高级别对中国的遏制。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高专业化水平，努力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当然，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完全能够应对和化解存量和增量风险。